26

马列学院一期期办下去，一九四一年年初，办第五班，实际上就是第五期。第五期分两个班。这时的学生质量大大提高了。国民党实行封锁，学生来延安不容易；此外地下党开展工作也困难，许多人都撤回延安了。

其实，一九四〇年年底，马列学院就很难办下去了。一九四一年起，请不到教员，连宣传部的吴亮平，在张闻天手下做科长，《解放》的杂志总编，他都不来了。这就不正常了。张闻天谁也请不动了，谁也指挥不动了。现在看来张闻天太单纯了，那几个月，非常困难，四面楚歌了，他还要硬撑。

党的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，白区工作的负责干部，还有些抗战后到延安去的知识分子干部，都到马列学院来，马列学院似乎变成一个共产党中央训练高级干部的学校了。

张闻天当院长，拿笔杆的人，变成了拿枪杆的人的老师，还有那么多大人物，解放后，大将、上将、部长一大堆（批）。张闻天是个书生，一九四一年还要继续办，即第五期，突然所有的教师一个也不来讲课了。以张闻天的身份，请不动一个人，有些人如吴亮平、艾思奇是他的直接下属。张闻天成了孤家寡人。

一九四一年上半年，这个学校的学员很多，但实际上教学进行不下去了，有学生，没有教师，维持了几个月，下半年，办不下去。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几号，毛主席的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出来了，说延安过去的教育，特别是马列学院的教育——当然没有明讲——是教条主义的典型，说整个党的宣传、理论学习全部要改造。因此，学院要停办，要改造我们的学习。过几个月，就是反对党八股了。

马列学院停办后，一改组，学院绝大多数工作人员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去了。最后，学院改成中央研究院。跟马列学院不同的是，没有人来讲课，全自学。设有多个研究室，有哲学研究室、文学研究室等。张闻天还是院长，只是纯挂名的。这时，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范文澜来当副院长。这个副院长也是个名义，范文澜始终是个学者。真的副院长是李维汉。

27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半年，可以开始大读闲书

一九四一年六月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》公开发表后，从党中央到各县，都加强调查。很快中央成立了一个大得不得了的机构，叫“中央调查研究局”，毛主席兼任局长，副局长是任弼时（这个机构实际上没有真成立过）。

下面分三个部门。一个叫中央政治研究室，主要研究国民党区的情况，包括国际方面的；一个叫中央党务研究室，研究根据地内部问题；第三个部门，叫敌伪研究室。

敌伪研究室设在军委里边，一般人不知道。里边有谁呢，有日共总书记野坂参三。他一九三九年就到了延安，但没有公开。一九四三年才宣布他到延安。日本战败后，他回国，是日共的总书记。

党务研究室的情况，我不知道。政治研究室，毛主席兼主任，陈伯达是副主任，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的有七八十人。陈伯达这个人，什么事都不管，一直如此，就是写文章，他自己要写什么，或者上边要他写什么。自从这年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，从此就成为一个党的制度了，任何地方都有。中央书记处有，国务院也有。有些叫政治研究室，有些叫政策研究室。

一九四一年六七月间，我就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去了，邓力群也去了。中央政治研究室其实就是马列学院的学生，马列学院停办了，大部分早期留校的学生就转到这里了，还有其他部门来的少数人。

中央政治研究室有政治组、经济组、国际组等组。我就在经济组的农业小组里，研究国民党地区的农村问题。我一直喜欢农村。这个机构有个好处，报刊多得不得了。我们当时不是以看书为主，以看报刊、材料为主。在这里只有半年，工作没有做什么，很自由，也可以读闲书，比在马列学院舒服得多。

我在马列学院待的时间比较长。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，到一九三八年年底，在班上；一九三九年到马列主义研究室，在研究室待了近一年；以后又在马列学院教育科工作，即所谓干事，全部时间都在那里，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马列学院停办。但我以读杂书、读报刊为主。

在延安（二）一九四一年似乎是延安发生历史转折的一年

28统一思想、舆论

一九四一年，我以为基本上是延安的一个分水岭。

延安，最热闹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上半年。各种各样的学校很多，光是外边来的学生就上万。抗大、陕公，还有鲁艺、中央党校、马列学院，还有其他。吃什么？粮食全是老百姓支持；烧什么？延安全是荒山，一棵树都没有，全是二三百里外拉的煤炭。延安的经济支撑不了这么多万人的简单消费。

一九三九年春天，延安的粮食供应有困难了，能上前线的上前线，抗大、陕北公学也搬了，分别到各个地方去。马列学院稍微延长了一年。因为总人数不太多。各校要在延安住下去，像一九三八年一样，经济不允许了。因此延安时代，一年年的情况都不同。

一九四一年五月到六月，延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党中央同时发布了两个决定，一个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，一个关于加强减租减息工作的决定。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一系列并无专门决定的措施。

要讲我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的经历，我要先讲一九四一年整个一年的情况。现在回头去看，一九四一年是延安发生历史转折的一年。一九四二年的整风不是突然来的，光要做好准备。准备工作从一九四一年就开始了。有什么现象呢？统一舆论。

延安前后出了许多杂志，像《解放》《中国青年》《中国妇女》《中国工人》《八路军军政杂志》《萌芽》等等，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文艺刊物。

特别要提一下《轻骑队》。经过一九三八年、一九三九年、一九四〇年之后，延安一些想表现自己特点的青年，在党的中央青委里边办了一个墙报，起名《轻骑队》。墙报是用很多木板钉起来的，字很大。人物包括李锐、于光远、许立群、童大林等。

《轻骑队》有一种批评的声音，对延安的某些现象提出批评。《轻骑队》这批人胆子也够大的，他们应该算延安青年当中思想最活跃的极少数人。他们写短的批评文章，有些人叫杂文，远在丁玲、王实味之前。他们的文章确实好。解放以后的杂文家，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《轻骑队》的，我印象深得很。每出一期，很多人都要跑去看。我自己很少去，我还忙着我的教条主义工作，要看书做准备工作。

《轻骑队》是轰动延安的，从毛主席到下面的人，每个人都知道。有一种说法，毛主席是去看过，另外的说法，有人抄好了给毛主席看，还有的说法，说原稿给毛主席看。后来《轻骑队》遭到一些人的坚决反对，跑到毛主席那里去讲，说《轻骑队》这些人不得了，在延安要造反了。其实《轻骑队》这些人只是批评了几句，应该说他们是延安一部分思想活跃的青年代表，是延安的先进分子，是共产党的先进分子。毛主席本人对《轻骑队》有什么说法，前后听到很多，因无确据，我不能乱说。

党中央机关的理论刊物《解放》，是一九三七年开始办的不定期期刊，名义上是张闻天主编，实际上是下面的宣传科长吴亮平负责。这个杂志在一九四一年春，出到一百三十三、一百三十四期的样子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不声不响地没有了。

所有报刊全部停刊的同时，党中央在六月创立了《》。

一九四一年，所有的报刊全部停办，谁有这个权力呢？具体内幕就不知道了。但现在回头来看一九四一年，所有的报刊一律停，这件事非同寻常。

29彭真从晋察冀调到中央当组织部长

中央领导干部有个很大的调整。彭真从晋察冀调到中央当组织部长，据说当时彭真中央委员都不是。陈云一下子被换了。陈云的声誉本来是高得多的，作风比较实在。为什么要换陈云呢？大家都不清楚原因。

30开始批判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错误

中央宣传部慢慢瓦解了。当时不当一回事，现在看来，很重要。现在据载，张闻天在一九四一年夏秋即被免去中宣部长职务了。胡乔木调到毛主席身边做秘书，以后出了很重要的书。一本是《六大以来》党史资料汇编。

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？“九一八”以后，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，即王明、博古主持工作时期的地下刊物有一些运到了延安。这本书就收了从六大到抗战前能够收到的文件，包括“九一八”前后，以王明、博古为首的中央的极左的打倒一切中间派的决议、文章等。这些东西确实是错误的，而且错得很厉害。

毛主席反对他们，这个对不对？我觉得是很对的。过去含含糊糊，看不清楚。毛主席本人虽然不重视他们，但在组织上还是把他们当成中央政治局委员。王明、博古他们当时是青年呀，知识分子出身，站在那么高的位置，不了解情况，以为贴贴标语，游行一下，闹闹就会取胜了。他们很幼稚，而且这些东西又主要是来自莫斯科。张闻天虽然文化修养高，但是那两年写的文章照样是打倒一切。

整风的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四一年，具体做工作的是胡乔木。不要看胡乔木当时也是个青年，一个毛主席身边的秘书，但他的工作能力特别强，把这些东西都弄出来，编出了这本书。

另一套书叫《两条路线》，两本。这些书的任务，是能充分说明王明、博古、张闻天是错误的。（其实均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）

31

大概在一九四一年五月，毛主席做了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的报告，虽然没有点名，但讽刺的主要对象是张闻天，说张闻天这些人对中国一点都不懂。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总的来说是很好的，中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是不行。这个报告影响很大。“墙上芦苇，头重脚轻根底浅；山间竹笋，嘴尖皮厚腹中空”，报告中用此讽刺挖苦以前的中央领导，包括瞿秋白，挖苦得很厉害：你们从苏联学习回来，只知道苏联那一套，对中国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，是根底浅。

但是，这个批评对党内的年轻党员，确是金玉良言，我一生拜服。当时看到这个对联，只觉得很深刻，但对其所指的具体对象，延安百分之九十五的青年干部，都不知道，我当然不知道。认为是指我们这些青年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是指过去的领导。

当时王明、博古已经没有权了，声望也不高了，但张闻天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，或叫“总负责”。这个名义还在不在，延安含糊了几年。一九三八年，张闻天让毛主席当总书记，毛主席不当。张闻天这个职务又像是，又像不是。

我们这些青年没有到延安前，以为党内最高负责的是张闻天，毛主席跟朱老总主管军事。到了延安后，不大听说张闻天。实际上也看得出来，延安的一切，都是以毛主席的领导为核心。但是名义上，还有模糊状态，张闻天的“总负责”还有没有，没有下过文件。但是，究竟有没有决定一切的领袖？有没有说一句算一句的最高的领导？当时实际上的理解还是毛主席。

一九四一年九月之后，张闻天很快就提出了下乡调查。一九四四年，张闻天任何职务都没有了，搬到枣园去了，带几个人办一个刊物《参考资料》。

一九四一年一年，材料、人事、舆论都准备好了，到一九四二年二月，毛主席作《反对党八股》报告，正式整风开始。张闻天则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凌晨离开延安了。